念想儿

整整一个夏天，心都浸在滚滚浊浊的水中。我们能做的，是每天晚上守在电视机前看汛情通报，是捐出一些钱物。

捐过钱，再来找物，应该是件不难的事，家里的橱橱柜柜被不大穿的衣服塞得满满的，薄衫厚袄样样不缺。可拿起来又放下，舍不得出手的正是这些。

好像还不到中年，从青年时代起就有了恋旧怀旧的情绪。我对什么东西都不做专项收藏，但一枝一叶关乎感情的物品，不论它价值几何，对我都是弥足珍贵的。在我们这个小家里，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可以称为遗产。父亲去世时，我们五姊弟每人挑选了一样与父亲有关的东西作纪念。我选择了父亲须臾不离身的钥匙，那上面有他永远的体温。丈夫和女儿，这两个活生生善良的人，是婆家给我的聘礼和遗产。他们的粗手大脚、粗枝大叶，他们的不会察言观色，我行我素，他们的勤奋和多方面的爱好兴趣，以至饮食习惯，无一不像我的婆婆。我怀着无限感激接受婆婆留给我的一切，包括他们身上的所有毛病。

没有家传的房产、财产，怀旧的情绪就弥漫在衣柜的角角落落。第一次见面时丈夫穿的带补丁的衬衫、结婚时的嫁衣、小婴儿的衣服、女儿的第一身校服和从小带她的陈奶奶亲手缝制的棉衣棉裤……这些都永远不会再穿用了，但让它就这样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温温暖暖地陪伴着我们，每次翻检它们都像是浏览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。上一代走了，这一代老了，下一代大了。不知到了哪一代，我会听到这样的惊叹：“看！我的老外婆结婚时就穿着这样的衣服。”生命的延续伴随着织物的绵软和蕴藉。

带着很浓感情色彩的纪念物，北京人叫“念想儿”，我这两年才知道这种说法：念——想，真是贴切极了。

在衣柜中占有体积最大的是丈夫的“念想儿”，一套无比厚重的中山装式的棉衣裤，从来没有上过身，簇新簇新的。每次拿出来，他都是这样一句话“我妈妈给我做的。”怎么也没有舍得捐出去，平平展展迭起来又收好。这是妈妈留给他的看的见摸的着的最温暖的“念想儿”。

婆婆不会针线，这身衣服是1977年初那个很寒冷的冬天的下午，他们母子带上布票、棉花票，乘7路公共汽车到西四、白塔寺，一路买了里子、面子、棉花，在白塔寺十字路口西边的一个成衣店做的。那时没有私人裁缝，这是一个街道开的店。藏蓝色的咔叽布面，大花布的里子，这种中山装式的棉衣现在真是难得见了。

婆婆的腿年轻时就做过手术，又经过“文革”中在湖北沙洋干校稻田的浸泡，不良于行已有多年，要强的她还常爱硬撑着走。他们去做棉衣，我送到西四北六条的西口，真想和他们一道去，可家里还有刚刚满月的孩子。望着高出母亲大半头的儿子搀扶着母亲的背影，枯枝灰墙的街景中蹒跚的脚步，我的心堵得满满的，眼睛发潮，自幼熟读“慈母手中线”，这时却分明看到了母亲心中那根长长的线。

以“无冕之王”闻世的公公婆婆，这时正顶着“摘帽右派”的桂冠。丈夫从新疆苦苦挣扎挪到了河北固安，却怎么也进不了北京。每月回家一两次“探亲”，晚归早走，呆不足24小时，母亲不知给儿子吃什么好，不知跟儿子说什么好，忙忙碌碌还没坐稳，儿子又该走了。想想我们真是不懂事，三十大几的儿子还事事要妈操心。

用了多少棉花用了多少布，嫡嫡亲的亲娘给儿子做的棉衣棉裤厚得几乎能站起来。守在娘身边的儿子，有娘的疼爱衣薄也暖和，离家的孩子，走出一步远娘也牵肠挂肚怕受饥寒。乡下的、城里的母子情是一样的。

1977年的那个冬天，丈夫驮着新袄裤回了固安；1979年岁末，天寒地冻，他又捧着新袄裤回到北京，一天也没舍得穿。一纸“改正”，公公婆婆从此“无冕”，他们的身心却老得不能再老，无论喜怒，都再也承受不起了。离家十几年的儿子真的回来了，完整彻底地回来了，母亲笑——笑——笑……笑得有些不对了，躺下，再也没有起来。

念想儿，新里新面新棉花；念想儿，二十年后，还是新里新面新棉花。

把“念想儿”送到此刻最需要的人身边，但愿他看到的不止是“新里新面新棉花”。

无实物的“念想儿”，一样的温暖蕴藉。